沉寂取代交锋，争吵声戛然而止。
家里顿时安静。此刻，母亲仍在外买菜。申艳萍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丈夫，一把拉开衣柜，拿下毛衣、棉袄一股脑砸向他。申燕萍让丈夫两周内搬出去租房住，说日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了。

申燕萍长期在外地工作；她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八十岁的母亲承担家中所有家务劳动。丈夫李建锋，则在客厅、主卧与外出聚会中度过闲暇时光。他宛若家庭里的局外人——申燕萍出钱，支付一切生活开销；母亲出力，准备三餐、照料起居。
每年除夕夜，是李建锋唯一的表示机会。母亲收下李建锋的1000元红包，第二天又从中拿出800元包给外孙女小晨。 在申燕萍眼里，如果用金钱衡量，母亲一年的家务劳动对于李建锋而言价值200元。

家务劳动的无酬特性，将其价值隐形；而价值的不可见，也使劳动的付出退居幕后。

然而家务劳动，真的无需补偿吗？至少在今天并非如此。

2021年2月，来自北京房山的全职妈妈王女士从丈夫手中拿到5万元的补偿费。因长期承担大部分家务，王女士在离婚诉求中提出家务补偿要求；这也是首次运用《民法典》新规审结的离婚家务补偿案件。《民法典》第1088条完善了始于2001年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，进一步肯认家务劳动的价值。同年6月，浙江台州的全职妈妈齐女士在离婚时也申请了家务劳动补偿，并获得了1.5万元的赔偿款。

从2月到6月，随着家务补偿案件的增加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，是每一个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的人——他们站在重重帷幕后，等待着点点灯光。
据《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》，在一天中, 每一个居民平均会花超过2个小时做家务，几乎占据所有无酬劳动时间。 对需要陪伴照料孩子的居民而言，每天超过3小时的育儿成为照料家庭的主要活动，在琐碎的家庭家务和育儿照料中，女性往往是主要的承担者。

而对于选择全职的一方来说，这块帷幕被拉得更紧，起早贪黑完成家务劳动已然成为他们的常态。

两个孩子的北京妈妈刘佳，在大儿子出生半年后辞掉了工作。随着孩子从婴儿长成少年，刘佳的照料任务不轻反重。做完日常家务后，刘佳要陪孩子消化课外辅导班的内容。从6：20起床到23：00睡觉，刘佳每天留给自己读书休闲的时间只有准备午饭前的1小时。对于刘佳这样的全职妈妈而言，“手心向上的日子”让她们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在孩子身上，而来不及关注自己。

面对“家庭”和“自我”，全职爸爸同样会束手无策。为了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，重庆的全职爸爸老谭比北京的刘佳每天早起50分钟，趁还没开始做早餐时玩几把游戏。“最折磨的是小儿子还没上学那段时间”，老谭回忆道，育儿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，做家务都只能见缝插针——利用孩子看电视的功夫打扫卫生、整理收纳，闲暇所剩无几。

刘佳、老谭，以及更多的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，在家务——育儿——家务的交替中默默拨动着家庭前进的齿轮。孩子成长的印记不断被回忆珍藏，而家务劳动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。
申燕萍的母亲从老家进城已有二十余年。因为不习惯戴手套做家务，长期的洗衣液、洗涤剂浸泡导致母亲的手上布满裂开的口子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偏方，说三伏天用白醋和鲜花泡手能见效，前提是不能沾洗衣液。但遇到申燕萍不在家的情况，母亲不得不戴上手套，清洗完李建锋的换洗衣裳。

长期家务劳动不仅会透支身体，也会留下心结。
自认为坚强的刘佳，却被丈夫的一句话击垮：“你就是闲在家里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干。”全职后，刘佳在这方面变得敏感起来。丈夫并不是不理解自己，只是两人有冲突时，“全职”便成为丈夫唯一的攻击点。

如今，对于夫妻而言，一方在外工作，一方居家育儿成为更为常见的选择——相比于长辈，“新手爸妈”成为了育儿的主力。

家庭以外，“新手爸妈”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压力——职场并没有因为家务劳动的分担而开辟出体恤与共情的空间；相反，生存晋升空间变得更加逼仄，返回职场成为需要勇气的试探。北京一公司HR坦言，公司很少招35岁以上的人。和未婚员工相比，已婚员工因孩子生病不得不多请假——家务劳动增加了职场风险。

对于爸爸们而言，参与育儿成为了普遍的期待，但职场的支持不足，陪产假似乎成为一种奢望。
2017年，视频平台一男员工表示自己在休陪产假时无故被公司辞退。
2019年，另一位知乎答主也表示自己曾因休半个月的陪产假而被扣50%的绩效。
老谭深谙职场逻辑，放弃了再次求职。大儿子刚上幼儿园时，每个月都生病，等待这些或大或小的病症痊愈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，“没有工作能让你一个月休息一个星期，无法兼顾”。小儿子出生后，老谭本就紧凑的时间变得更加捉襟见肘。

这，并非个例——根据领英和《母婴行业蓝皮书》，87.9%的男性有意愿休陪产假，与妈妈分担育儿责任，而95%的女性认为落实陪产假非常有必要；但事与愿违，职场爸爸陪产假的比例为65%，远低于有意愿休陪产假的男性比例。

而对于承担生育的妈妈而言，在职场生存更为艰难。
有了孩子后，家务劳动中的重要一环便是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，所耗时间随之增加。根据2014年对4438名女性的调查 ，成为母亲后，女性平均每日需多花1.65小时在家务劳动中，每月工作小时则减少7.68小时。另一研究显示，城镇体制内女职工在生育后，小时工资、月工资水平均下降8.1%；生育二孩后，下降幅度超过22%——工资浮动直观展现了时间分配变化的结果。

在成为全职妈妈九年后，刘佳想要重回职场，但年岁增长的步调追不上就业市场的迭代频次。大环境愈发向年轻人敞开怀抱，原先岗位的变化自己尚未适应。在纠结与彷徨中，刘佳迷途而返。

然而，社会的视线向来聚焦“台前”，难以再分出精力关照“幕后”的角色 ；殊不知，一方的心无旁骛需要以家庭中另一方全权承担家务劳动为保障。
老谭这样形容自己：“后院不稳，前方打不好仗”，多年打拼后，妻子的设计工作室已经小有规模，“我俩是一条船上的人”。与老谭一家相似，对于刘佳而言，与丈夫之间的真正理解，才能让他们共同成长、共同维系家庭。

但在社会支持大规模进入家庭的年代，保障更多来源于家庭外部。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葛耘娜介绍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抚育模式下，孩子满月后便可送到工厂的托儿所，单位为员工兼顾事业与育儿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
然而，现状下，雇佣实则是“雇佣一双手的关系” ——企业看重的是员工的劳动过程能够创造多少利润，不再分出精力关注支撑这双手的家庭，也难以为员工的家务劳动提供空间。

在申燕萍女儿小晨的升学宴上，亲友们给申燕萍的母亲斟上酒，告诉小晨最先要敬的是姥姥。
从“房山第一案”的5万到《民法典》出台后的最高补偿金额12万， 用金钱衡量“大功臣”的家庭贡献时，司法判决却整体维持在一个偏保守区间内。
但，在社交媒体相关话题的评论区中，出现了不少对这一结果持有异议的声音：“给钱是应该的，但给5万也忒少了”，“才5万，比请保姆还便宜”，“建议至少以育儿嫂工资为基数补偿”。

“我们国家家务补偿之所以高不了，你要了解它的历史沿革。”
许秋莉，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，分析了“房山第一案”判决结果后的考量因素。

司法实践中，立法者需要衡量补偿金额是否在大多数公民的承担能力之内。 民众对“参考家政工资标准”的呼声并不贴合实际：如果一名北京居民需要按家政工资标准支付家务劳动补偿，按照2020年北京市67745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扣除近2万元的补偿款后，他的每月开销需要控制在4000元以内；而在人均收入有所下降的省份，当负担了补偿款后，居民的每月最大开销将不足2000元。在经济富足尚未走进千家万户的当下，判定较高金额会使得当事人难以支付，而这将最终导致法律效果的削弱——所以，当浙江台州的全职妈妈齐女士要求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赔偿共19万元时，法院的最终判定金额为1.5万元。

结合种种考量，在《民法典》出台后的实施摸索阶段，一个较低的补偿金额是更为稳妥的。 法律庄严性的背后是长期的司法实践：许律师相信，等三五年后，随着相关数据与案例的累积，一线法官的实务经验将更加丰富、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参与意愿也会增强，会有更进一步的司法解释。大踏步前进不符合法律修改完善的规律，“向前迈了一个小步子”更为稳妥。

“小步子”的含义不仅局限于立法层面。女性主义研究学者孙百卉认为，补偿金额同样具有启示意义：面对因全职在家而错失的职业发展机会、婚姻另一方未公开的灰色收入等问题，法律无法也无需实现全覆盖；此时，较低的补偿金额不仅起到 “象征性安慰”的作用，同时也敲响了警钟：由于法律判决结果很难提供实质性补偿， “《民法典》更是一个号召，提醒面对‘工作还是回家’困境的人们审慎抉择。”

如果能重新选择，刘佳会选择工作而非再生二胎。起初，家人给刘佳的承诺是老大上了幼儿园就可以出去工作。老二出生后，家务与育儿令刘佳难以脱身。
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、社会支持的缺乏，育儿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负担。5月31日，国家生育政策再次优化，放开三孩政策；而政策落地首先要处理的棘手问题是一孩生育意愿的降低。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.3，低于1.5的国际警戒线。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否扭转低生育时代渐行渐近的局面，仍是未知数。

而一项2019年的研究发现 ，当家务劳动的重担被有效缓解后，家庭生育动机将显著提高。除了夫妻双方的互相理解与体谅，社会力量同样肩负着重要责任。
对于企业而言，如何回应对男性陪产假落实的呼吁，如何加强对女性就业的支持？对于国家而言，如何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，如何降低维系家庭的压力？ 看似发生在家庭内部空间的家务劳动，实则牵系着社会保障体系、国家教育系统、各企业公司等多主体的联合行动，与人口红利、经济发展等宏大议题息息相关。

家务与自我，育儿和职场，并非天然矛盾。当一个个小家聚集成社会、凝结成国家时，家庭便不再止于私领域，而成为公共的关切——而这一关切也将成为支撑家庭的重要力量。

在育儿成为国家期待的当下，如果学校承担了更多的教育责任，在“家—学校—单位”中辗转周旋的父母们便能更加从容应对工作与育儿。 这一变化背后，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社会保障体系。 国家和企业共同行动，提高教职人员工作福利、提供孩子们的接送、意外保险等各项服务。
尝试与改变不曾止步： 7月2日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启动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，要求托管服务承办学校做好学生安全工作，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，这一背后是一个权责明确的风险控制机制。“学生的共同成长，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关心和支持”，通知里的文字，是对社会呼唤的回应。爸爸妈妈们无需再为“暑假何处去”而忧心，把孩子接到家后便是晚餐、休闲，享受每日的亲子团聚时间。

事实上，由政府、企业、家庭共同搭建的社会保障体系，在世界范围内已有所实践。 日本由过去的“家庭支付社会保障”转换至“社会保障支付家庭”，“国民皆保险·国民皆年金”，由社会承担护理照顾家庭老幼的责任。在欧洲社会模式中，全社会共担风险、共享机会，全职照料家庭的成员同样由国家支持并提供保障。而在中国，政府、社会组织、企业等社会力量逐渐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生活所需的服务， 社会参与家庭成为趋势，家庭不再只是一个家内部的私事，成为了社会的共同责任。

即使是司法层面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也认为， 爱的难题不能依靠以理性计算为代表的法律。 更理想的解决方案是把婚姻家庭纠纷从目前的民事一庭中分离出来，设立独立的“家事法庭”，或在目前法院体系之下设立专门的“民事四庭”，避免将家庭等同于基于契约搭建平台，而是将其视为抚慰人心的温床。

当光束渐起，家务劳动从幕后走向社会台前，经营家庭的压力将被逐步纾解。家庭的维系渐渐远离精密的计算，取之以爱的归位。

申燕萍所向往的，是侄子丁进和侄媳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。丁进和妻子都是体制内职工，二人有所侧重地分担家务。丁进更多承担拖地、吸尘等重活，妻子则负责折叠衣服、整理收纳。

周末，小两口邀请申燕萍来家做客，妻子炖菜时，丁进也没闲着，给厨房的碗柜清洁、消毒。糖醋排骨出锅后，丁进系上围裙，“大厨要一展身手了”，不一会儿端出一菜一汤。申燕萍笑道，两个人早把“竞争关系”抛之脑后，互相夸赞对方的手艺。
“到了年轻一代，观念就和我们不一样了。”申燕萍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。